直到19世紀，歐洲民族國家運動的興起和產業革命的爆發，促使歐美各國爭先恐后地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而通過教育來提升國家實力被認為是可能的。人們更加相信把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移植到另一個國家是完全可行的。在這一時期，各國都積極向國外派遣專家，從教育先進的國家學習經驗以改進本國的教育制度，增強國家的實力，比較教育從而也得以產生和發展起來。盡管這一時期人們是有意識地對不同國家的教育進行了解和比較，但多數考察是表面化的，僅限于百科全書式的描述，沒有將別國教育與當地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聯系起來，因此，在借鑒的可行性方面沒有進行深入的思考，將教育獨立于各國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的傳統和發展現狀。在比較教育史上，這一時期被稱為比較教育的“借鑒時代”。

嚴格來說、借鑒時代應該是比較教育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它的開始就是以1817年朱利安在巴黎《教育雜志》上連續發表的《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為標志。“比較教育”這一術語也是在該書中首次被正式使用。因此，朱利安也被稱為“比較教育之父”。

《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是一部僅有56頁的未完成的著作，有一半以上是問卷，其中前120個問題（A組）涉及初等和普通教育，后146個問題（B組）是關于中等和古典教育；而問卷所列的問題綱要中關于高等教育、師范教育、女子教育以及“與立法和社會制度相關的教育”這四個部分在正文中始終沒有出現。

朱利安認識到，當時歐洲的教育無論在私人家庭還是在公立學校中都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他認為，只有“通過更適合人的本性的影響，回復他原始的純潔性……通過給兒童更好的指導，使人類社會獲得新生”，才能“有希望結束戰爭給個人和國家教育帶來的不幸”。因而，他認為教育改革勢在必行。朱利安深受盧梭自然主義思想的影響，以及裴斯泰洛齊教育實驗的影響，在《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中他接受了裴斯泰洛齊關于人的發展的觀點，即關于人類集體及其“智、體和德三個不同的方面”，這三個方面分別對應于“頭、手和心”。當時的教育學認為，每一項均以自身特殊的方法發展，并取決于某些可識別的法則和規律。朱利安認為，缺乏宗教、道德和倫理價值的教育是沒有前景的，將無助于先前建立的制度的進步。他希望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宗教和道德的復興將為法國從目前狀態下解脫出來，為阻止已經瓦解歐洲的災難提供所需的必要的再生力量。他認為，歐洲各國政府已經開始關心教育的改革和發展，但他們對教育知之甚少，因而有必要提出一個滿足這一需要的最可靠、最有效和最迅捷的辦法。為此，他的《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是以歐洲教育的所有方面的系統的、比較的調查為前提的，他引用了各種在別國已經引起注意的教育改革的例子，如瑞士的裴斯泰洛齊的教學制度、英國貝爾一蘭喀斯特的初等教學新法等。

由于教育信息交流的零散和混亂，以及這些信息多是個人的行為，朱利安建議，要把事實和觀察結果收集起來，并將他們制成分析圖表，使他們能夠互相聯系、便于比較，從而演繹出一些原則和明確的法則，使教育成為實證的科學。他還建議建立一些獨特的機構，來收集、分析和傳播這些信息。這些機構在促進國際合作和改良歐洲教育方面發揮作用。

在《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中，朱利安提出了幾個建議。第一個建議是呼吁成立“特別教育委員會”，由少量研究者組成，通過問卷的方式，來收集足夠的關于歐洲教育現狀的資料。朱利安希望該委員會建立后三年之內，收集起準確的關于歐洲國家目前狀況的教育比較表，以便人們可以判斷哪些部分的工作所提供的改進經驗可以移植到別國，并由該國具體的社會環境來確定這些經驗是否適合此國而加以修改和變革。第二個建議是用問卷的方式向各國收集教育資料，將比較表作為整理信息的工具。第三個建議是建立一所“師范學校”，希望借此使歐洲教學方法標準化，采用唯一最佳的實踐、技術、教師和教材，各國之間互相幫助從而尋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第四個建議是創辦一份教育雜志，并且如果可能的話，可以翻譯成多國文字來發行，使其成為交流各種教育觀點的媒介。近200年來，朱利安的夢想已經以不同形式得以實現《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一書的產生與當時法國以及歐洲的社會現狀緊密相連。18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科學家在數學、物理、化學、植物、動物、天文學等自然科學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牛頓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繼霍布斯（Thomas Hobbes)之后發展了經驗主義，推動了這一時期唯物主義和自由思想的傳播。自然科學的成就和經驗主義思想促使中世紀以來充斥歐洲的經院哲學徹底失去了立足之地，人們開始以實證的態度強調對事物進行觀察、比較和實踐。18世紀的法國還處于封建專制統治下，但資本主義生產有了長足的發展。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增長，法國資產階級對改革社會的要求也日益強烈。在自然科學和唯物主義哲學的影響下，開始探索社會、政治、宗教等問題，逐漸形成了法國啟蒙思想體系。在自然科學、唯物主義以及法國啟蒙思想的共同驅使下，18世紀末的法國正眩釀產生實證主義的哲學思想。受這些思想的影響，朱利安把教育科學看作是一門實證科學，正如比較解剖學的研究促進解剖科學的發展，教育的比較研究也必然會為教育科學的日益完善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此外，法國大革命后，政治斗爭異常尖銳，國內有保皇黨的陰謀破壞，國外有歐洲封建聯盟國家的武裝干涉，同時，革命陣營內部也有派別斗爭和政權交替。朱利安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始探索教育的。他認為，當時歐洲的教育在指導學生體、德、智等方面的發展非常不協調，學校與社會的發展不相適應，也不符合青少年的身心發展規律和特點，更不適應國家和政府的普遍需要，因此，他希望通過對兒童進行良好的教導來結束個人和國家的不幸命運。可見，朱利安將教育置于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基石的地位。他積極投身于法國的教育體制改革運動之中，希望通過教育體制的改革來為剛剛確立的法國資本主義制度服務，這正是朱利安撰寫《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的初衷。1792年，朱利安受吉倫特黨領導人孔多賽的指派出訪英國。作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和哲學家的孔多賽，曾積極參與大革命后的政治活動和法國教育體制改革，他也希望建立符合法國人口需要的教育體制，強調教育體制的建立必須更加符合歐洲科學的現狀。與啟蒙主義思想家們一樣，孔多賽所設想的國民教育制度方案是以國家為考慮對象的，希冀通過教育來改善和促進國家的發展。作為孔多賽的代表，朱利安的教育思想與孔多賽是一脈相承的。他認為，要使民族繁榮昌盛，確立廣泛的政治基礎，必須給予宗教和道德上的必要穩定性。而社會風俗、個人性格和民族性的完善，僅僅依靠常規的政治手段是不夠的，必須改革公共教育制度，從而恢復人們的宗教和道德信念。教育科學要發展，則必須和其他科學一樣需要幾個國家共同致力于它并耕耘于其中。總之，在一個充滿矛盾、前途未知的社會，朱利安將教育視為一種社會改良與道德改善的工具。

事實上，《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發表后，在當時并未引起廣泛的關注，對當時的實踐也沒有產生任何的作用，不久便被遺忘，最終被束之高閣。1885年，一位年輕的匈牙利研究生弗蘭西斯·凱梅尼在巴黎找到了一本《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凱梅尼后來成為“國際教育組織的先驅”之，他將這本小冊子交給了國際教育研究所。此后，直到1942年，美國比較教育學家康德爾在《教育論壇》雜志上撰寫了《教育的國際合作：19世紀早期的設想》，才使朱利安的這部開啟比較教育研究先河的著作受到各國教育家們的重視。雖然朱利安的《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對比較教育作為大學的一門學科進行系統研究似乎沒有起到直接的推動作用，甚至朱利安的傳記作者德方登也認為《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是一部混亂而不系統的著作，過于理想化，但它確實是一部誠實而開明的作品。20世紀40年代以來，比較教育研究基本上是按照朱利安設定的基點向精確分析的方向發展，《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也被廣泛認為是最早把有關比較教育的設想整理成具有潛在重要性的序言性草案。朱利安的《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使教育學者從幾個世紀來松散的、獵奇式的教育描述走向今天比較教育學者們進行的各種科學的以及跨學科的研究。

繼朱利安之后，法國的庫森、英國的阿諾德以及美國的霍勒斯·曼和巴納德都是借鑒時代著名的比較教育學家。

19世紀30年代，法國人把眼光投向了近鄰的德國，特別是普魯士，試圖從那里找到理想國家的典范。1831年，身為外國教育情報調查人的庫森，受法國教育部長的委托考察普魯士的教育，并撰寫了《關于德意志各邦，特別是普魯士公共教育狀況的報告》的考察結果。他對德國，特別是普魯士的初等教育作了描述和專論。該報告對普魯士的教育制度、家長和社區的教育責任，教師的培養、任命和薪棒，以及學校課程內容等進行了描述，并就有選擇地學習外國經驗以改進本國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在教育比較研究中運用參觀、訪問和搜集、閱讀資料的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個報告法國政府制定初等教育制度的基本法-1833年的基佐法提供了重要參考。拿破侖時代的法國，初等教育相當薄弱，缺乏一個完整的初等教育體制。1833年之后，法國的初等教育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到1848年，初等學校數及學生數增加了近兩倍，師范學校從1830年的13所增加到86所，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初等教育體制。可以說，法國1833年初等教育基本法的頒布以及初等教育的完善，與庫森的努力和研究不可分割。朱利安在比較教育中很強調國際的合作，但庫森則更加注重介紹國外教育的成功經驗為發展本國的教育提供借鑒，因此說庫森的研究更加體現了比較教育的“教育借鑒”的特征。

除了法國，作為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也非常重視對外國教育經驗的學習，多次派專家考察歐洲教育，希望為本國教育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1843年，馬薩諸塞州的教育督察長霍勒斯·曼出訪了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德國、比利時和法國，他用了整整五個月的時間研究了這些國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發展狀況，其研究的結果發表于當年的《第七年報告》上，是涉及比較教育領域的教育研究活動。《第七年報告》也成為他的12個年報中最有影響、最著名的一個。在這份報告里，霍勒斯·曼特別對裴斯泰洛奇派教學法和歐洲各國，特別是普魯士的教育研討班、學校教學方法以及師生關系等進行了論述，并對普魯士學校的優良教學法和反對權威主義的辦學思想大為贊賞，并根據它來幫助馬薩諸塞州的教師改進教學法，使教師樹立“教育愛”的精神。

霍勒斯·曼把師范教育視為教育改革的一個理想的手段。1839年，霍勒斯·曼在馬薩諸塞州創辦了3所美國最早的師范學校。他特別關注普魯士的師資培訓自治結構和教師職業在普魯士的地位。此外，霍勒斯·曼還對教育移植的可能性進行了思考他認識到普魯士與美國在政治，社會理想等方面有著很大的差異，這就給教育移植帶來了問題。為此，他提出了有限度借鑒的觀點。

美國教育家巴納德在1835年到1836年間第一次出訪歐洲。與霍勒斯曼樣，他對歐洲教育，特別是普魯士的教育實踐和思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39年，他在一份年報中描述了他在歐洲教育考察的見聞。一方面，他高度贊賞歐洲的就學制度和教師培養制度的優越性；另一方面，他也對盲目地照搬他國經驗的做法給予了批評。他指出，歐洲難以培養有實踐能力的人才，因此，美國的學校要根據自己國家的宗教、社會、政治制度來培養有實踐能力的人才。

1855年，巴納德擔任在他的推動下成立的“美國教育促進會”的主席，開始編輯出版《美國教育雜志》在全國范圍內宣傳教育信息，《美國教育雜志》先后出版了30多年，達32卷之多。他還把北歐各國的教育文獻翻譯成英文，加上歐美教育學者的注釋，在《美國教育雜志》上發表。在巴納德的比較教育思想中，比較研究的民族性問題已經萌芽了，研究者們開始用歷史的眼光關注外國的教育問題。

英國的阿諾德是“借鑒時代”的另一位重要的比較教育學家。他擔任過英國督學，致力于英國的學制改革。1868年，他發表了對學校審議會的考察報告書《歐洲大陸的學校》，對法國、意大利、瑞士、特別是對當時處于國家管制之下的普魯士的學校教育作了較為詳細的評述。他在集中評述歐洲大陸各國教育制度的優越之處時，也間接表達了對英國教育的不滿，主張要借鑒歐洲大陸各國的教育經驗，但同時也去除不適合英國國情的做法，從而對英國的教育進行改革。在《法國的平民教育》和《德國的高等專門學校》報告中，他分析了國民教育制度的各種因素，特別強調了教育與歷史傳統和國民性之間的關系。總之，阿諾德的研究和巴納德一樣，都透露出了比較教育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因素分析時代”的端倪。